女真字是为记录女真语而创造的。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

　　女真族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即以肃慎为族名见诸史册，东汉三国时称挹娄，南北朝时号勿吉，隋唐时谓靺鞨，五代以后始称女真。

　　女真族原无文字。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时，曾借契丹字传递音讯。金朝建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完颜阿骨打令丞相完颜希尹等人创制文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金史》卷七十三）

　　女真字依仿契丹字先后创制了两种。据《金史》记载：“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天眷元年（1138年）正月“颁女真小字”，皇统五年（1145年）“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史籍虽然明载女真字有大字、小字两种，但传世的女真字资料却只有一种类型。因无法进行比较，尚难断定其为大字还是小字，现在笼统成为女真字。

　　女真字呈方块形，笔画最多为十画。每字大都为单音节，也有部分表意字为双音节。三、四音节的字罕见，四音节字只有一例。因女真语词多数是多音节，因而一个单词往往需要两、三个字拼成。

　　女真字制成后与汉字、契丹字并行于金朝境内。到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诏罢契丹字”（《金史》卷九）以后只准用女真字和汉字。金代统治者很重视推行女真字，国内设立了很多学习女真字的学校，还专立“女真进士科”选拔官吏。据记载，当时用女真字翻译过不少汉文典籍，如《论语》、《史记》、《贞观政要》等。女真字至明朝前期已无人可识，渐成为死文字。用女真字书写和翻译的书籍多已失传，今天所能见到的女真字资料甚少。明永乐年间编纂的《华夷译语》中的女真馆译语（一般称《女真译语》）是一部对照字典性质的书，可作为今天认读女真字的一把钥匙。传世的女真字金石资料有《海龙摩崖》、《大金得胜陀颂碑》、《昭勇大将军墓碑》、《奥屯良弼饯饮碑》（又称《泰和题名残石》）、《北青摩崖》、《女真进士题名碑》（又称《宴台碑》）、《庆源碑》、《奥屯良弼诗碑》、《永宁寺碑》和一些符牌、铜镜、印章边款铭文等。1968年2月6日，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在翻阅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西夏文文献时，发现了两张写有女真字的纸（为一页的两段），其中一张背面用汉字注明抄写的时间：“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1973年3月陕西文管会修整西安碑林石台孝经时，在卯眼里发现女真字的手抄残页，整理后得十一纸。此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附近的万部华严经塔内壁、科尔沁右翼前旗和中旗境内石崖上也都发现了女真字的墨书题记。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和方于鲁《方氏墨谱》均录有意为“明王慎德，四海咸宾”的几个女真字。日本古籍《吾妻镜》载一“银简”，上面也刻有女真字，与“国诚碑”上所铸字同。

　　对女真文字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刊布和介绍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学者刘师陆于1829年著《女真字碑考》。四年以后又著《续考》，随文刊布了《女真进士题名碑》拓本。此后一百年中，《海龙摩崖》、《大金得胜陀颂碑》、《永宁寺碑》、《北青摩崖》、《庆源碑》、《奥屯良弼饯饮碑》相继被发现。这期间德国学者葛鲁贝将柏林图书馆收藏的明抄原本《女真译语》加以整理，于1896年在莱比锡出版，书名为《女真语言文字考》，给女真文字的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国学者对女真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实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初期，以罗福成取得的成绩最大。除《大金得胜陀颂碑》外，他对大件的女真字碑刻都作过考释。他还将《女真译语》的三个抄本（柏林本、东洋文库本、内藤湖南藏本）汇在一起刊布，成为后来最流行的一个本子。此外，对女真字资料作过研究的还有王静如和罗福颐。写过介绍文章的有刘厚滋、罗继祖、毛汶、庄严、卞宗孟、金梁、周肇祥，金毓黻等。继后，金光平、金启孮两人钻研女真字获得很大成就。所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完稿于20世纪40年代，《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以专号刊出，后经修订，于1980年正式出版。此书突破了以往对一石一碑的专题研究，将传世的资料综合起来，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从文字结构、读音以及女真语的语法等方面加以全面系统的探讨。这部著作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标志着女真字研究的新阶段。此后，金启孮又积十年之功编得《女真文词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12月版），这是用科学方法编著的第一部女真字辞典，书中对每个女真字的形、音、义以及字源都作了详尽的说明。这既是一本工具书，也是一本学术著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研究过女真字并发表过文章的还有蔡美彪、贾敬颜、黄振华、刘凤翥、于宝林、穆鸿利、道尔吉、和希格、孙进己、冯永谦等。

　　女真字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早在19世纪，英国人威利在《不列颠皇家亚洲学会会报》第六编（1859年）上发表《古代女真文铭刻研究》以后，直到 1898年日本人白鸟库吉发表《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载《史学杂志》第9卷11、12号）的30多年里，写过文章的还有德维利亚、拉科佩里、葛鲁贝、胡特、沙畹、布谢尔等。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研究女真字比较活跃。主要研究者有渡边薰太郎、稻叶岩吉、石田干之助、园田一龟、秋山谦藏、田村实造、安马弥一郎、山本守、长田夏树、山路广明等。其中，田村实造从1936年至1976年前后三次对《大金得胜陀颂碑》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山路广明的代表作《女真文的制字研究》（1958年首次发行，1980年再版）在探讨女真字源上有不少独特的见解。1980年西田龙雄发表《女真文字》（载《言语》第9卷第11、12期，后收入《亚洲未解读的文字》一书），全面地介绍了当时的研究情况。韩国的李基文、辛兑铉、闵泳珪；匈牙利的李盖提、澳大利亚的康德良以及美籍日人清濑义三郎则府也都有论著发表。

　　经过中外学者的不断努力，女真字文献已能得到大体的解读。但是，其中还有不少问题尚待研究。

《海龙摩崖》拓片

参考资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